鏈接：錢端升（1900-1990），字壽朋，江蘇松江人，17歲考入北京清華學校，19歲被選送美國北達科他州立大學，不久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深造，24歲獲哲學博士學位。1924年歸國后，曾先后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美國哈佛大學客座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兼院長，北京政法學院院長，外交學院教授，外交學會副會長，對外友協副會長，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外交部法律顧問。1954年，被聘為全國人大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參加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

1974年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下，出任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法律顧問，被選為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委員，中國政治學會會長，各國議會聯盟大會人民代表執委會委員。1981年，應聘外交學院教授。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王鐵崖：（1913-2003），原名慶純，號石蒂，福建省福州市人，是中國當代國際法學家，全國政協委員。曾先后任武漢大學、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外交學院、南開大學兼職教授，北京大學教授兼國際法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兼任研究員；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世界國際法研究院院士，世界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大法官。出版《王鐵崖文選》，所著《國際法引論》獲吳玉章獎特等獎。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老師是傳道授業解惑的長者，歷來受到人們的尊敬。中國古語說得好：“天地君親師”，把“親”與“師”放在倫理關系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把師生之情比做最親密的關系之一。筆者與至交陶和謙校友憶及與北大師生的情誼，昔日老師給予的教誨與哺育之恩，至今猶銘記在心。

1951年11月1日，作者石太有（右一）與陶和謙（中）、吳大英（左）在北京大學合影

求索路上指點迷津

陶和謙與我都是1950年暑期從上?？既”本┐髮W政治系，而后同乘學生專列入學報到的。當時正值風華正茂之年，向往北京，向往北大，仰慕北大教授之名，不惜犧牲自己原來華東一些知名大學學過一年的學籍而來北大就讀的。一天，一位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的著名學者、政治系主任王鐵崖教授，召集全系大一新生開會，對我們入讀北大表示歡迎，高興地說：“你們的考試成績是這次招生中最好的?！苯又?，介紹了系的歷史、現狀及未來發展設想，并根據同學們的志愿，宣布了分別就讀國際組與國內組的名單。陶和謙原想選讀俄語，王先生考慮他英語考得不錯，建議他參加國際組，選讀西方語文系的英語專業，因為學國際法需要英語好。老師的關懷，激動得他不知說什么好。用現在學生的話，等于送了一個雙學位。這次師生見面會，是系領導對同學們的未來一段學習生活的規劃，也可說是決定我們未來人生走向的一次初步抉擇。

陶和謙每次談及錢端升、王鐵崖諸先生，其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他家祖孫三代中，先后有四人學歷與北大有關。其父是上海一位名醫，上世紀二十年代畢業于北大醫學院。而后，其子陶大江考入北大數學學院，七年后獲該專業的碩士學位，其兒媳是北大法學院刑法專業的碩士，最后取得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法博士學位?？梢娎咸张c北大歷史淵源由來已久。

老陶為人正直、誠摯，考慮問題周密獨特，工作勤奮，學習優秀，受到院領導的重視。1951年，中央決定組織北大、清華、燕京、輔仁四大學法學院師生參加廣西農村土改工作。陶和謙7歲即患小兒麻痹癥，行走顛跛，但他身殘志堅，在高中時，還是班足球隊的守門員呢！這次他堅決響應黨的號召，參加土改。在第一批土改試點工作結束后，第二批土改開始，王鐵崖先生時任北京四大學土改團副團長，把他放在團部所在地任工作隊副隊長，專管當地學校的宣傳工作。土改結束時，被評為三等功。

土改結束后返校參加院系調整，陶被分配去新建的北京政法學院（即今中國政法大學前身）學習。王先生繼續留在北大。此后二十年，師生之間中斷了聯系。

二十年后，有一年北大校慶時，陶和謙和幾個同學去北大探望王先生，并照相留念。為籌備迎接1998年北大紀念百周年校慶，老陶應邀擔任校慶紀念特刊編輯，向王先生約稿，才有了書信往來。王先生于1997年10月29日來信，說他已當選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法官，將于11月11日前往海牙就任。行前因事務繁忙，沒有時間寫文章，只能到任后再抽時間寫作并表歉意。半年后，王先生于1998年4月5日來信并附稿件，表示：“將于4月24日左右返京參加北大校慶。屆時當能晤及?！边z憾的是因路途遙遠，當收到這封信及稿件時，已是5月15日了，已是北大百年校慶后的事了。此信最后發表于《北京大學校友通訊》25期（1998年9月）上。更為遺憾的是后來因故雙方均未再相見。王鐵崖在來稿中十分動情地說：

“北京大學一百年了。我遠在異國，表示熱烈祝賀！

“1947年初，我開始在北京大學任教授，一直到現在已經五十二年了，我的大半生在北大任教，占北京大學的歷史的一半以上，我感到這是我的一生的光榮。我現在暫時來荷蘭海牙，擔任國際法官，但是，我終歸還是要回到北大的。

“我已經八十五歲了，終身的努力是在中國建立國際法這門學科，為北京大學形成世界第一流大學貢獻自己的力量。我的《國際法引論》的出版，僅是微薄的賀禮。在北京大學形成全國國際法研究中心，乃至于全世界的中心之一，還有待于繼續努力。

“北京大學不斷地向前發展，永遠發展。

“王鐵崖  1998.4.5于海牙”

先生的肺腑之言對陶和謙引起了強烈的共鳴與激勵：“敬愛的老師，我的努力是在中國建立和發展經濟法這門學科，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我主編的《經濟法學》（大學教材）從1983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到第25次共印刷了927000冊。當時許多大學都沒有經濟法專業。另一本《經濟法基礎理論》出了兩版（1980年6月第一版，1992年6月第二版），共印行了八次，發行了182500冊。兩本教材共出版了1109500冊?！崩咸瞻呀鼛啄陙碜约涸诮滩慕逃芯糠矫嫒〉玫闹匾M展，向老師作了匯報，并以此互勉。

陶和謙在與筆者交談時，還飽含深情地回憶了他與錢端升院長的一段不尋常的師生關系。

我們初入北大時，錢端升是北大教授兼法學院院長，是我國資深、著名的老一輩政治學、法學專家。后來才知道他在美國時還當過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的老師。（另據悉：2006年10月10日，基辛格在北京訪問時，曾被北京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錢端升忠于祖國的教育事業。他德高望重、學貫中西、學識淵博，師生們都稱他為“錢公”“錢老”。錢先生在處理日常繁忙的校內外公務的同時，還兼給我們大一新生主講《新民主主義論》的課。1952年院系調整，新建北京政法學院，錢先生任院長。1954年，先生被中央任命為中央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參與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當時陶被借調到該委員會辦公室，在主任田家英的領導下，做資料工作。完成任務后，回到學院院長辦公室，當錢先生的秘書。

后來，先生與陶和謙都被落實政策，錢老任外交部法律顧問兼北京大學教授。陶和謙回學院負責經濟法教研室和黨委宣傳部的工作，并被司法部、教育部聯合任命為全國高校法學教材《經濟法概論》（出版前改為《經濟法學》）和《經濟法基礎理論》兩書的主編及撰稿人。陶和謙雖與先生不在一起工作，但仍與先生保持密切聯系，尤其在學術上繼續受到先生的指點與幫助。當時在全國，經濟法是一門全新的學科，專業人才缺乏，如何表述經濟法的概念成為陶和謙首先要回答的問題。他與其他學者一道邊調查邊開會學習研究討論，漸漸地，陶和謙形成了自己的經濟法概念。當時，僅從1980年11月8日至1983年2月26日，即收到錢端升先生來信7次。1980年6月23日，北京市法學會舉辦了一次民法、經濟法學術討論會。陶和謙主持了這次會，并在會上作了題為《經濟法理應成為獨立的法的部門——兼論與民法的關系》的主題發言。關于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蘇聯學術界早有爭論。當時中國學術界有兩種不同意見：一是認為，在我國當前情況下，制定民法較成熟、就先制定民法。至于作為經濟法綱要，現在條件還不成熟，但可先制定各種單行經濟法規，條件成熟后，再考慮。陶和謙的意見則認為，經濟法應從民法中分開成為獨立的法的部門。

陶和謙的這篇發言稿曾寄給錢先生請予指點。先生見稿后即復函，對陶的學術研究精神進行鼓勵，指點說：“搞經濟法是符合目前需要的，我意基礎不妨打得廣些。如有時間，對民法的系統，將近二百年來在各國的發展及今后的趨勢，不妨鉆一下，求得一個大致的了解。如此為我所未能做到，吃虧很大，故愿以此進告?！?/p>

在當時，經濟法與民法的經濟法學者中主張經濟法要先搞，或經濟法和民法同時進行的看法占多數。當他遵循恩師的指點，并對民法進行了相當的研究以后，增強了對恩師的信心；盡管他仍主張經濟法理應成為法的獨立部門，但同時又是主張民法可以先行制定的經濟法學者之一。

錢端升先生在1981年7月28日的信中，又一次提醒和勉勵陶和謙：

“只有一事提醒注意，經濟法既然是新的，當然教好是不容易的。首先，要對同學循循善誘，萬不可使他們望而生畏。必須由淺入深，在開始時要盡可能地避免提出過多的概念性的東西，以及繁瑣的論述。對于講給學生聽的東西，講的人首先要懂得透，講得清，既不含糊，又不單憑概念行事。你教經濟法要滿足上述的要求已是不易，但是有志者事竟成，下定決心也未嘗不可做到，望勉之?！?/p>

老陶感慨地說：“先生的話真是金玉良言。他既指導你打下堅實的基礎，又勉勵你勇往直前，直到《經濟法學》出到第六版，我還不敢說達到了恩師的要求。

“現在，恩師們多已作古，但他們的崇高的愛國敬業的師道精神，永遠深深埋在我的心里?！?/p>

錢端升先生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為了紀念先生畢生獻身于祖國的法學教育事業的功績，他的學生在昌平區中國政法大學校園內，鑄造了錢端升先生的銅像，供人們瞻仰。

2010年1月，陶和謙榮獲北京市法學會授予的“首都法學研究突出貢獻紀念獎”。這不僅是對陶和謙辛勤耕耘的肯定，也是凝聚著恩師的智慧與心血的結晶。

安息吧！我最敬仰的恩師！

熱心義教育新人，愿當木工“造天梯”

陶和謙年滿81歲，已經從公安部群眾出版社領導崗位退休20多年，但他退而不休，他說，在有生之年還需完成心中牽掛的兩件大事：

一是遵照恩師遺愿，繼續完成修改自己主編的第六版我國經濟法教材；二是傳承先師愛國傳道授業的精神，在健康條件允許下，多教些孩子，用自己的知識與經驗把他們的基礎打好，將來能夠成為國家有用之材。令人十分欽佩的是，這兩件事他不僅做了，而且做出了成效。

陶和謙（左一）、本文作者石太有（左二）等校友在北京大學2008年校友春節聯歡會上

比如，在教書育人方面，陶和謙對孩子充滿慈愛與熱情，一直拿出做學問的認真勁兒，分文不取，無償地幫助在讀高小或初中低年級學生嘗試超前學習微積分基礎知識。他結合中外教材，編寫了75頁的《代數簡易微積分習題集》，在注重打牢代數基礎上把簡易微積分引入教學，并結合高中物理課程，設計大量應用題幫助學生提前進入較高的數學領域。教學方法上，他采取循循善誘的引導模式，啟發學生主動思考，提出問題，再教給做題方法，指導改正出錯的地方，從而有效地激發孩子學習的積極性。陶和謙教學生從不考試，也不給分，他認為，自己所做的就是給應試教育做補充，不用教學生怎樣應付考試，教懂了自然就會考好的。他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受教孩子的家長，有賣煎餅的，有理發師，還有我們北大校友的子孫輩等等，利用每星期假日下午上課。每次不超過1-2小時，寒暑假幾乎天天來，分批學，或是三二人一班，或是一對一，根據情況而定。這樣日積月累，據不完全統計，僅從2006年陶和謙75歲開始義務教學，先后有17個孩子到他這里學習。比如，他教的第一批學生初中畢業，其中有一個以在該校第一名成績考入某市重點高中，第二個孩子考進北京市重點師大附中，另一個在校的數學成績也不錯。第四個畢業生，在國內讀一所國際學校，初中畢業，升入國際知名的“IB”高中，被評為北京市“三好”學生，獲獎學金，現正入讀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研究生，預期今年底將畢業。一位跟過陶爺爺學習一年的小朋友對筆者動情地說：“在我們方莊一帶，提起陶爺爺，沒有一個不翹大拇指的，單是他的那些琳瑯滿目的榮譽證書就足以證明他是一位令人最敬佩的人。爺爺是《經濟法學》主編，也是學院附中的數理化老師。爺爺退休已經20多年了，在這20年里，爺爺除了幫助本地孩子外，還幫助了一些外來打工人員的孩子。爺爺幫助同學從來都是無償的，因此成就了原來不能接受良好教育的孩子?！彼€說：“今年三月份，我受傷了，看病兩個多月，不能好好地看書學習，我和媽媽都很擔心，我將要留級了！兩個月后，我重返校園，英語成績明顯落后，可我的數學成績卻奇跡般地名列前茅，數學周測得滿分，統測考高分。爺爺老師，辛苦了，我忘不了您對我的愛！我要把您的這份愛傳遞下去！”

孩子們從爺爺這里收獲成功，陶和謙則從孩子的成長中體會快樂。他說：“自己是木工造梯子，從小學到初中，從代數到微積分，這些木料都是別人的，而我只是把它們拼裝起來，做成梯子給孩子們用?！闭沁@種“造梯子”精神，給了陶和謙退而不休的動力。為了孩子的未來，他不遺余力地幫孩子們造通往天路的云梯，也書寫了自己晚年生活濃墨重彩的一筆！

2021年3月4日，陶和謙不幸因病逝世，享年90歲。因新冠肺炎疫情原因，筆者未能去醫院告別，深以為憾！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祝愿愛國敬業師道精神不斷得到發揚光大，造福人間！

（作者為《法制日報》原總編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