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鼓樓

先從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這三位詩人的一次長安郊游說起。

那是一個冬天，天空中飄著不大不小的雪花。按照如今西安的氣候，度量唐朝開元年間的這座都城，也應該是天寒地凍，冷得伸不出手，人們盡量蟄居在屋里的季節?，F在弄不明白究竟是詩人們事先商量好了，臨時無法通知更改，不得不冒雪應約而去呢？還是一千多年前，關中地區的大氣環境要溫濕些，要煦暖些的緣故，不像現在這樣的干冷干冷，詩人根本沒把這點雪花，這點寒意當回事。倘若，這兩個原因都不存在的話，那就是在太平歲月里活得太滋潤，太舒服，太過溫飽，太過豐裕的唐朝人，一種排遣時光的浪漫了。

當時，這三位詩人，都在風塵未遇之時，詩名是有的，功名卻未必。因此，也沒有私家車，可以自駕出游，也不好意思向哪家出版社，或哪家文學雜志社打秋風，借用他們的公車代步。這樣，詩人們在西市集合，出春明門，任由蹇驢馱著，在飛舞的雪花里，在透著格外清新的冷空氣里，往郊野蹀躞而去。

也許一路走來，有些累了，也許本來就沒有什么一定之規，只不過文人雅趣罷了。恰巧路邊有座旗亭，便跳下驢來，自有人為你拴好頭口，進得店中。唐朝到了開元年間，整個社會處于一種大富足的狀態之下，以至像這類官道上的驛站，都免費向過往人等，提供食宿便利。

西安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

不過，終究是文人的緣故了，多少還有一點瀟灑，還有一把風流。當然，他們屬于進京待考的舉子，非今天那些沒著沒落的北漂一族可比，是可以亮出身份，掏出官牒，享受這種優渥待遇。但怎么說，他們已是小有名氣的詩人，便格外付了點銀子，討了個雅座，要了一壺河東桑落酒，把杯弄盞，興高采烈地談天說地起來。文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別的話題呢？無非誰寫得好，誰寫得壞，無非誰寫得不好，偏派紅包要大家說他好，無非誰寫得很壞，居然恬不知恥地搗弄到一個什么獎之類，屬于言不及義的閑扯淡而已。

正當他們三位高談闊論之際，忽然，幾輛應該稱之為軒的高蓋馬車，停在旗亭外邊，立刻，人聲笑語，喧然而來，詩人們望眼窗外，只見一行人，悉皆麗服盛妝，奢華曳冶，花枝招展，燦若桃李的妙齡靚女，加上若干她們的跟包聽差之流，進到店堂之中。聽她們的口風，毫無疑問，這班歡場人物，顯然也抱著詩人同樣的心思，步履出鬧市，踏雪望終南，尋求一份野趣而來。

公元713年到公元741年的唐朝開元年間，說來不長，卻也不短的28年間，大概算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最好年月了。唯其難得，所以杜甫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總是忘懷不了。這之中，除了物質因素外，更憧憬的，或者更神往的，則是開元年間那種難得的浪漫精神。

唯富足，才有可能浪漫，唯太平，才有條件浪漫。而整個社會能夠浪漫起來，有得浪漫，可以浪漫，是建筑在相當長時間的國泰民安上的。

若是兵荒馬亂，疲于逃命，路有餓殍，民不聊生，大概很難有創作的強烈沖動，肚子都吃不飽，還能心思做詩嗎？餓得前胸貼后膛，想風流也是風流不動的，杜甫在這方面最有體會了。應該說，文學也好，藝術也好，只要趕上一個相對平穩，相對溫飽，而且，相對來說還是不怎么苛虐文人和藝術家的年代，才會有一個文學藝術長足進展的黃金歲月，才會有文人和藝術家創作出來庶幾乎無愧于這個大時代的作品。

其實，這三位詩人，準備一捷科舉，拿得進士名頭，因溫習詩書，才勾留長安的。偶爾興起，踏雪郊游的這個冬天，還只能算是“開元全盛日”的初始時期，好日月還在后邊呢！

可文壇的盛唐氣象已經顯現出來了，像李白、賀知章、王維、孟浩然等名氣更響的詩人，他們的作品，不僅為宮廷慕名，為帝王矚目，甚至連日本、朝鮮，雞林，西域各國，都不惜重金收購，視若瑰寶。那時的中國詩人，要比當下中國的小說家牛皮一些，不是他們巴結外國的漢學家，而是外國的漢學家跟他們猛套近乎。就看李白那首《哭晁卿衡》，他與那位日本人阿倍仲麻呂的交往，便知大概。

這時，旗亭里又走進四位絕姣好，絕艷麗的女子，毫無疑問，她們才是這次歡場人物聚會的主角。一時間里，竟十分熱鬧起來。

沒想到，有人提議，際此良辰美景，何不請這幾位姐姐拿出看家本領，唱上幾首從教坊里傳出的曲子，令吾等一新耳目呢？唐朝的歌手，在宮廷的，屬于教坊，均系大腕，在藩邸的，屬于樂坊，也有名角，而在民間的，屬于唱班歌社，便是大眾娛樂了。

這三位詩人，王昌齡居長，便在閣子里低聲對高適、王之渙講：諸君，先別忙著離開，此輩既然要歌，必歌時人之作，因不知我們是誰，這倒不失為對吾輩之詩，一次難得的評斷機會。到底要看看這些歌手，會唱出些什么來？

說話間，音樂聲起，一位歌手引吭而歌：

“風雨寒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p>

這是王昌齡的詩，他豎起拇指。接著，又一位歌手也款款地站起來唱道：

“開篋淚沾臆，見君今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云居?！?/p>

這是高適的詩，他也豎起一指，面露喜色。隨后，第三位歌手被眾人推上前來，她一張口，使得王昌齡笑逐顏開。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p>

王昌齡豎起兩指，表示他連捷。

王之渙自以為得名要較之他倆早一點，卻沒想到歌手們不唱他的作品，使他很沒面子。遂一擺手：“此輩皆潦倒樂官，所歌皆下里巴人。俗物豈敢近哉？”他指著那四位歌手中未獻唱的一位，也是最出色，最俊美的一位，說道：“待此子所唱，若非我詩，即終身不敢與君等抗衡矣！若是我詩，君等皆須列拜床下，奉我為師?！?/p>

大家笑著說，就依你，我們等著看她究竟會唱什么？

她姍姍地走到眾人面前，櫻唇初啟，玉喉高囀，唱出來的果然是王之渙的成名作。

“黃河直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p>

王之渙也將指頭豎起，“田舍郎，吾豈妄哉！”

 “因大諧笑，諸伶不解其意，皆起身曰：‘不知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語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請降清重，俯就筵席?！诱邚闹?，飲醉竟日?！保ā墩f郛》卷二五載薛用弱《集異記》）

由此可知，唐詩之所以繁榮，因為唐詩是可歌的。后來的詩，便不可歌了，于是，也就遠不及唐，也就休想超越這座中國文學史上的詩歌巔峰。詩不可歌，干巴巴地停留在文字的審美意義上，詩的活力便先衰減了大半。再后來，詩變成白話，變成拆開分行的散文，連順口都說不上，何從歌起？這樣，中國的詩也就走到了盡頭。

因為詩之可歌，在唐朝，也救了歌手這一行當。

在中國，只有唐朝，這些職業歌手的名字，是正經八百地寫在史書上，寫在文人的作品里的。我很欽佩唐朝的歌手，他（她）們沒有禁忌，沒有教條，沒有框框，沒有任何阻隔，也沒有任何躊躕，面對那些瞪著牛大的眼珠子，視他（們）為異端的正統派，敢把西域胡人的音樂引進中原，敢將龜茲蘇祗婆琵琶七調視為華夏正聲，敢將本土詩人的詞章，大歌而特歌之。在印刷術還沒有出現之前，是歌手的聲音將詩人的文字，覆蓋在整個大唐王朝的全部版圖之上。

無妨如此說，唐朝的歌手將唐朝的詩人，送上繆斯的神殿。

“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播于弦管?！保ā杜f唐書?武元衡傳》）

“李益每作一篇，教坊樂人，至以賄求取?！保ā杜f唐書?李益傳》）

“軍使高霞寓，欲聘諸娼伎，伎大夸曰：‘吾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白居易《與元九書》）

詩人成為香餑餑，詩篇成為搶手貨，而那位李白，竟大馬金刀地不買唐玄宗的賬，“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種盛況，既空前，更絕后，也就只有浪漫的唐朝才會出現。

盛唐詩歌之所以盛，很大程度上，是詩人和歌手珠聯璧合的結果。詩到盛唐，蔚為大觀，云蒸霞蔚，眾星璀璨，歌手對他們作品的演繹，傳播，推廣，媒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強大作用。同樣，詩人的華彩詞章，珠璣文字，為歌手們的演唱，拓展想象空間，深入情感境地，擴大美學視野，放眼廣闊世界，在藝術的完美創造上，也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在這種相得益彰的精誠合作中，詩人和歌手，常常結下深厚的情誼。

我估計，當時的詩人，相當感念這些歌手，至今，在《全唐詩》中，我們還能讀到留在詩人筆下的，如李氏兄弟，如米氏父子，如八郎李袞，如念奴等等歌手名字。因此，玄宗開元年間，既是唐朝的鼎盛時期，也是唐詩的鼎盛時期，更是唐朝歌手這個行當的鼎盛時期。

說來也許要讓今天那些當紅的歌星嫉妒，別看她們在屏幕上連跳帶蹦，連吼帶叫，和她們一起瘋狂的歌迷，基本都是她們的同輩人，更多的是中學生。而當唐朝的歌手出場獻藝的時候，誰是她們的追星族，恐怕當今那些紅歌星連做夢也不敢想的。

一國之主，九五之尊，人稱風流李三郎的李隆基，居然帶頭為之鼓掌叫好，為之神魂顛倒?！皩m伎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遏。帝嘗謂左右曰：‘此女歌值千金?！薄澳钆?，有姿色，善歌唱，未嘗一日離帝左右。每執板當席顧眄，帝謂妃子曰：‘此女妖媚，眼色媚人，每囀聲歌喉，則聲出于朝霞之上，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瘜m妓中帝之鐘愛也?！?/p>

領銜文壇的詩人李白，翰林待詔大學士，也來湊這份熱鬧，甘為女歌手的“粉絲”?！皩幫鯇m有樂妓寵姐者，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妓女盡在目前，惟寵姐客莫能見。飲至半酣，詞客李白恃醉戲曰：‘頃聞王有寵姐善歌，今酒有醉飽，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于眾？’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賹櫧阌谡虾蟾柚?，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五代?王仁?！堕_元天寶遺事》）

由于帝王的提倡，由于詩人的支持，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為快活一族，過著養尊處優的日子，享受豪華奢侈的生活，府邸不亞貴族，車馬擬于王侯。以開元時期最有名的李氏兄弟為例，據鄭處誨的《明皇雜錄》：“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顧遇。于東都（洛陽）大起第宅，僭移之制，逾于公侯。家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边@三弟兄在洛陽蓋的連跨數坊的大宅門，恐怕當下那些紅得發紫的歌星，未必有這份財力。在五環路外，買幢花園洋房，在遠郊區縣，蓋棟郊區別墅，應該不算困難。而要她們投入上億資金，去修一座恭王府式的建筑群，估計是力不勝任的。

所以，真浪漫，要有真本錢。開元年間這種自上而下的浪漫，就是建筑在這樣一個雄厚的物質基礎上的。說實在的，在玄宗開元之治前的唐朝，并非如一些歷史學家所鼓吹的，是那樣一個盡善盡美的大唐盛世。

據近人錢穆的觀點，“（唐）貞觀時代的社會情況，實未必勝于（隋）大業”， 他認為，“隋室雖祚短運促，然其國計之富足，每為治史者所艷稱。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彼宄木C合國力，遠勝于李世民、李治、武則天所經營的唐?！霸谄洌ㄋ鍩郏┠┠?，天下儲積，足供五、六十年?！保ā秶反缶V》）

李唐王朝的統治者，從貞觀開始，不過只是給中原百姓，創造了一個休生養息的安定環境罷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其人口生丁的繁殖，是與社會大環境的安定豐足，有著莫大關系。唐也是直到玄宗朝的開元十四年，有戶七百零六萬；開元二十八年，有戶八百四十一萬，與隋開皇中有戶八百七十萬，差可比擬。所以，錢穆認為，“一到唐玄宗時，社會富庶已與隋代相似?！?nbsp;

中國人的那種百折不回的頑強抗力，那種承受磨難的經久耐力，也真是令世人贊嘆不已。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無論是曠日持久的折騰，還是疾風暴雨的摧殘，只要能讓老百姓喘口氣，假以時日，很快，這塊國土上又將春風和暢，煥發生機的。

同樣，盛世文章，自然也是隨之而來的一片繁榮景象。

西安小雁塔

在這28年間，“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余萬緡，粟千九百八十余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余萬屯，布千三十五萬余端?！保ā缎绿茣?食貨志》）

這28年，才真正稱得上盛唐。要沒有這點本錢，李隆基也不敢放開手腳浪漫。據唐?劉肅《大唐新語》：“開元中，天下無事，玄宗聽政之后，從禽自娛。又于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萼衍之戲?！?/p>

正如《舊唐書》對他的評論一樣，“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于竄身失國而不悔?？计涫冀K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公元775年（天寶十四載）冬，他的寵將，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安祿山，在范陽舉兵叛變，南下攻入洛陽，次年占領長安，所過燒殺搶掠，生靈屠炭，中原化為丘墟。安之部將史思明攻占河北十三郡地，更是燹毀夷滅，神州陸沉。

大約在公元770年（大歷五年）左右，由于戰亂的關系，流落到潭州（今湖南長沙）的詩人杜甫，恰巧遇上了同樣流落到江南一帶賣唱為生的李龜年，故人相見，一言難盡，彼此潦倒，唯有哽咽。詩人當時到處投奔，無所傍依，而這位開元年間排行榜總在榜首位置的名歌手，混得似乎更慘?！懊坑隽汲絼儋p，為人歌數闕，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保ㄠ嵦幷d《明皇雜錄》）

這能讓杜甫那顆詩人的心平靜得下來么，于是，就有了這首膾炙人口的詩：

“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保ā督戏昀铨斈辍罚?/p>

這位盛唐歌王，這位盛唐詩圣，隨著盛唐的不再，也終于鞠躬謝幕，相繼退出人生舞臺。

其實，回顧整個中國文學史，一個大時代的開始，總是一次新文學運動的開始，同樣，一個大時代的終結，也必然是這個文學進程的終結。唐朝的歌手也好，唐朝的詩人也好，興也固然由于盛，這是不必說的了；其實，衰也不由此盛時種下的苦果嗎？

因此，總結一下時代更迭，文學盛衰的歷史教訓，對后人而言，也不無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