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時代，出版業非常發達，文學、藝術、人文、社科等各類書籍源源不斷地制造出來，涓流匯合，遂成汪洋大海。讀者要么望洋興嘆，不敢下水撲騰，要么隨波逐流，卻又暈頭轉向找不到北，好在有《中華讀書報》這樣的報紙導航，好在有舒晉瑜這樣的記者引路，給我們繪制一張張藏寶圖，讓我們跟著她，沿著這些書籍指引的路線去一一叩訪它們的主人?！讹L骨——當代學人的追憶與思索》又是一本這樣的佳作。

我說“又是一本”，并非筆誤。舒晉瑜出版過不止一本這樣的書，她的《深度對話茅獎作家》《深度對話魯獎作家》《說吧，從頭說起——舒晉瑜文學訪談錄》和《以筆為旗——軍旅作家對話》，都是我枕邊、案頭之書。事實就是這樣，凡舒晉瑜的著作我都買，凡舒晉瑜的文章我都讀。因為我也做過十六年的新聞記者，因為我是一個長期浸淫在文學藝術、人文社科領域的讀書人，對這些詩人、作家、翻譯家、學者的著作興味盎然，且對著作背后的他們也始終充滿好奇。舒晉瑜筆下的那些采訪對象，幾乎都是我十分景仰卻無法一一拜訪的人物。我羨慕她。她有機會親耳聆聽那些文學家、翻譯家、學者的暢談，跟他們近距離地對話。我佩服她。她的采訪、對話、訪談幾乎都不是倉促上陣，采訪之前的功課做得相當扎實，因此，她提問的貼近度、精準度非常之高，能引發采訪對象的談興，進而獲得有深度、有趣味的材料。

舒晉瑜的新作《風骨——當代學人的追憶與思索》，一共采訪了近三十位在中國頗有影響力的學人。她筆下的“學人”不完全是職業“學者”，還包括了學者型的詩人、小說家、翻譯家、評論家。其中，首先引起我興趣的，是幾位職業翻譯家：許淵沖、草嬰、任溶溶、屠岸、高莽，也包括宗璞、韓少功等非職業翻譯家。這些翻譯家對翻譯的體會、思考和感悟，可以說是一生智慧的結晶。

比如許淵沖追求“三美”（音美、形美、意美）、“三化”（深化、淺化、等化）以及“文學翻譯要傳情達意，但‘達意’是低標準，傳情才是高標準”“好的翻譯，‘不逾矩’只是起點，‘從心所欲’才是高標準”。這是許淵沖先生的“標準論”。譯詩的時候，許淵沖總會自問，譯文中能否看見無色的畫，能否聽得見無聲的音樂。這是許淵沖先生的“經驗論”。比如草嬰對翻譯工作的態度：“草嬰通常要看十來遍原著，有時候更多，吃透后再開始翻譯?！辈輯氲墓ぷ鞣椒ǎ骸八J為只有這樣，原著中的一個一個人物會在腦海里活靈活現，這就是形象思維。要翻譯好作品，不僅要把人物關系理清，還得把他們各自的性格、特征、生活習慣等搞明白?！辈輯氲母形颍骸叭宋镄蜗笫俏膶W作品的靈魂。作家的水平主要看他塑造人物的能力，翻譯家的水平很大程度上也要看他用另一種語言重新塑造人物的能力?！比稳苋苁莾和膶W作家，也是翻譯家。作為兒童文學作家，“他善于兒童生活中充滿童趣的語言、場面和情感體驗，加以定格、放大、渲染……”作為翻譯家，“任溶溶總覺得，譯者像個演員，經常揣摩不同作者的風格，并善于用中文表達出來”。比如屠岸的觀點：“要真正譯好一首詩，只有通過譯者與作者心靈的溝通、靈魂的擁抱，兩者合一?！彼J為，翻譯詩歌要憑感悟，要有體會，要滲透到原作的精神中去。而高莽在從事多年翻譯工作之后，一位編輯居然敢打擊他：“你的文字30年沒有進步?！边@，還不算最震撼我這個讀者的，真正震撼我的，是高莽“涼水澆背——陡然一驚”的猛醒：中國傳統經典是翻譯的根基！編輯的直率與高莽的反思與改變都讓人佩服。而且，這個故事道出了翻譯怎樣才能做好。宗璞的翻譯感悟是：“至于文學翻譯，那就應該是一種再創造，而且最好是適合原作風格的再創造?！甭暦Q“人只能生活在語言中”的思想型小說家韓少功，原來居然讀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爾、索緒爾、毛姆、萊辛、?？思{、卡佛等人的英文版作品，還翻譯過費爾南多·佩索阿的散文集《惶然錄》等，因此，韓少功才敢于說“語言里面隱藏著不同的歷史、文化乃至人物的故事。我正是通過翻譯，才完全改變了以前心目中的語言地圖，才知道語言是一些有生有死、有長有短、有肥有瘦、有冷有熱的活物”。這位思想型的小說家談“元小說”：“認識他人和社會，就像透過鏡片看風景，但鏡片本身是怎么回事，有時我們也需要看一看?！睕]有閱讀中文之外的其他語種文字的能力，沒有翻譯的經歷，也許就沒有對語言本質的切身體驗和深刻洞察，畢竟“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舒晉瑜通過一篇篇訪談揭開了一個個謎底。

本書當然不只涉及翻譯家，還有從事語言、文學研究和教學的大學者，比如周有光、錢谷融、吳小如、馮其庸、樂黛云、林非、嚴家炎、雷達、楊義、溫儒敏、丁帆等等。周有光的新潮——自己在電腦上寫了十幾個年頭，還教保姆和她的女兒學電腦；馬識途的謙遜——我是門門會，樣樣蔫，沒有一門有大出息，還有他的堅強——我的生活字典里沒有“投降”二字。散淡的“錢谷融”被批了38年：不勤奮還好，越勤奮越挨批。他送給格非的金玉良言是：隨遇而安，逆來順受。到處受擠兌碰釘子的吳小如雖然認同“吉人寡詞”，但一有機會還是愛說，還是要當“學術警察”。草嬰是所謂的“三無”人員，“幾十年來，草嬰沒有工資，沒有編制，沒有職稱，就靠稿費生活。根據政策規定，可以申請享受離休待遇卻沒有申請”。這種思維，這種行為，比起那些為了職稱擠破頭，把享受某某待遇寫在名片上、簡歷中的招搖的人實在是太另類——太可敬了。大多數讀者也許只知道馮其庸是紅學權威，誰知道他“集學者、詩人、書畫家于一身”，《瓜飯樓叢稿》《瓜飯樓外集》共50卷！高莽以翻譯名世，誰知道這位在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下的東北長大的他曾經十分厭惡翻譯呢？舒晉瑜轉述了宗璞創作《野葫蘆引》（四卷）的體會：“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用人物統領材料，將材料化解，再摶再煉再調和，就會產生新東西。掌握煉丹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書中人物的喜怒哀樂燭照全書，一切就會活動起來了?！边@些內容，既是宗璞先生的經驗之談，也是小說創作的秘笈、寶典！張承志說：“一個作家胸中擁有的文化資源，叫參照系或者知識的支撐點，一定要是復數的，單一會造成偏見和狹隘?！迸c其說是治學之道，毋寧說是警世之言，事關政治態度和倫理道德，振聾發聵。

在我看來，《風骨——當代學人的追憶與思索》一書既可作為記者尤其是文化記者的“教參”，又可作為年輕學子治學態度與治學方法的教參。感謝舒晉瑜，為我們這些普通讀者架設了一座走進學界大咖、聆聽智者金玉良言的橋梁，她所勾勒的一代學人偉岸的背影，就是引領我們前行的路標！

（楊榮宏，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四川文化藝術學院創意寫作教師，綿陽師范學院四川作家研究中心研究員，原綿陽市文聯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