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一）在教外籍學生

20世紀60年代初，鬼使神差似的我被古典吉他迷住了，通過大街上貼著的廣告找到陳志老師的家，在陳老師的指導下，我學會了彈吉他。陳老師能夠教我彈琴，就是我的一次“珍貴的機遇”。那時候陳老師還沒“出名”，只是一名“家庭教師”，在家里教學生彈吉他、拉手風琴（巴揚），掙錢養家?！拔母铩睍r被抄了家，禁止教授吉他，被發放到街道蹬三輪拉白菜……“文革”結束，陳志老師得到了發揮他特長的機會，創辦了“北京誠志古典吉他學?！?；在中央廣播電臺主持“古典吉他每周一講”節目；帶領學生到國外演出……擔任中央音樂學院教授，獲得國務院特殊津貼。陳志老師獲得了施展才能的機會。

說到這里讓我感覺到我和陳志老師一樣，在我們的生活道路上出現了“大轉彎”。1980年我正在西城區一家鋼木家具廠“以工代干”，當上了一名會計。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一個來自外國企業服務總公司教學部的電話，電話里說要請我去奧地利大使館，教授大使女兒彈吉他。這個電話讓我“吃驚”——他們怎么知道我在這里干活，還會彈吉他，要我去外國大使館教大使的女兒彈琴？后來才知道那時國家有規定，教外國學生，必須“男教男、女教女”，要找一個會彈吉他的女老師，不好找。外企這位同志是從我爸爸的一位老朋友那里知道了我的情況，所以來找我。

作者（右一）與外籍學生合影

經過一番聯系，這年的10月我竟然踏進了奧地利使館的大門，大使的女兒貝吉塔成了我的學生。教課最重要的是教材，但是我沒有，當我提到這個問題時，貝吉塔馬上跑到樓上復印了好幾份樂譜給我（當時我還不知道有“復印機”）。

貝吉塔學習很專心、很投入，彈到喜歡的曲子時，她可能會在某個音符后面加個“符點”，改變原來的節奏。她說這樣一改，曲子就更好聽了。貝吉塔認的是五線譜，不會簡譜（外國孩子都不認簡譜），我就有意用漢語拼音的辦法，教她一些簡譜的中國歌，希望她能夠通過音樂多了解一些中國。貝吉塔說她很喜歡這些曲子，也很愛中國。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與外國交往很少，在剛剛開放的時候我竟然走進了奧地利大使館，心里還是有點緊張的。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后，我感受到了貝吉塔和她的父母都很尊重我。這些外國人有個“準時”的習慣，所以上課我都準時到達，貝吉塔每次都到門口迎接我。有一次正好遇到大雨，我依然準時抵達，貝吉塔依然站在門口等我，見了我以后她深表歉意，幫我脫雨衣，晾到衣架上，進房間后她還端來一杯咖啡，一盤點心，一定要我歇一會再上課……

時間過得真快，一年時間過去了，貝吉塔姐妹三人（一個學吉他，一個學長笛，一個學鋼琴）要回國升學了，恰好她們大使父親的生日也在這幾天，所以由大使夫人出面舉行了一個家庭Party，三姐妹都做了表演。最后魏德大使即席發表了熱情的講話，表示非常感謝三位教他女兒學音樂的老師。大家高高興興地同大使一家合了影。

貝吉塔回國了，但我的教學工作并沒有結束，因為貝吉塔的介紹，我又有了西德的小約克、娜塔莎、尼考，瑞士的胡格麗夫人、日本的川崎夫婦等八九個學生。

1982年，由于我的學生多了，教學工作繁重，外企把我從工廠調入，成為FESCO的一名員工，既當會計又當吉他老師，能用我喜愛的吉他和一些外國小朋友（也有大朋友）交往，可以說我又獲得了一次“珍貴的機遇”。為了能夠干好這個工作，除了要提高我彈奏吉他的能力之外，更要緊的是吸引那些孩子能夠主動、認真、高興地彈吉他，為這事還真要動點腦筋。例如有一次我去給西馬克股份公司老板的女兒娜達莎上課，走進房間時，只見她正跪在地上，趴在椅子上不理睬我。我悄悄走到她背后一看，原來她正在做數學作業，作業本上滿都是紅叉子（×），再仔細看，原來是算術里的移項練習。這類題我會做，于是我給她出了一道最簡單的題：5-3=2，要她把-3挪到=號和2的右邊，寫出來是5=2-3，她一看，這是錯的，得把那-號改成＋號才對，這下娜塔莎“恍然大悟”，很快就把原錯題都改對了。這一下她的情緒就好了，我趁機指了指放在一邊吉他……

還有一次，我走進房間的時候，娜達莎正在練中國功夫，練完后躺在地上休息，看樣子不想起來學琴。我一琢磨就趁她躺在地上的時候，要她做仰臥起坐，她起不來，我就按住她的腳尖，她就能坐起來了，她感到很新奇（看來她沒有練過仰臥起坐）、很高興，要求我再幫她做了幾個，做完后，高高興興地彈起吉他。

在這里我要說明一點：這些外國孩子學琴的時候，他們的家長在別的房間里干他們的事，從不過問孩子學琴的事。不過有一次娜達莎正在上課的時候，忽然門悄悄地被推開，進來了兩位老人，娜達莎說這是剛從德國來北京旅游的爺爺和奶奶，他們是想來聽娜達莎彈琴。于是我就讓娜達莎彈一首剛練過的曲子，但她一定要我同她一起彈，我們彈完以后，兩位老人高興地拍手，感謝我教他孫女彈琴。

一次我們正在上課的時候，忽然一個小姑娘推門進來向我說，她和弟弟也想學彈吉他。娜達莎告訴我，她叫Nicole，是我的朋友。這樣我又多了兩個學生。

記得有一次去Nicole家上課時，敲門時聽見里邊有狗叫聲，不一會門開了，我進去后，開始上課，姐弟倆都很專心，但是八歲的弟弟正彈著的時候突然不彈了，兩眼盯著我的身旁，我扭頭一看著實嚇了一跳，原來有一條大黑狗正趴在我旁邊，我和它對視片刻，突然靈機一動，對小弟弟說：現在有一位特殊的聽眾想聽你彈琴，而且千萬不能出錯，他同意了，彈完了一曲，還真沒一點錯。剛彈完，他媽媽進來了，說了聲I'm sorry!（對不起），把狗牽走了。

還有一位居住在使館區的學生胡格立夫人，她丈夫胡格立在瑞士大使館工作。胡格立夫人認為：母親是孩子的第一位音樂老師。她有一男一女兩歲的雙胞胎孩子，她說現在學會彈吉他，等孩子大一點我就可以教他們。有一次上課的時候，兩個小家伙鬧矛盾，哭著進來找媽媽。我就建議胡格立夫人彈著和弦唱首兒歌給他們聽。當媽媽唱起歌的時候，兩個小家伙不哭了，靜靜地聽著，還拍起小手，聽完媽媽唱的歌，小家伙笑著離開了。

胡格立夫人對我很熱情，一次下課后她邀我到使館院里的游泳池邊，原來兩個小家伙正在泳池里嬉戲，當他們見到我時兩人同時喊著：吉他阿姨！吉他阿姨！他們稚嫩的嗓音聽著真可愛。

時間一晃而過，胡格立該回國了，臨走前胡格立夫人說，她回去以后，要全力照看兩個孩子，就不會有時間彈吉他了。告別時她擁抱了我，說：I  love  you（我愛你）。還把她用的那把日本吉他送給了我。

一晃眼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沒想到我喜愛的吉他贈送給我一個“珍貴的機遇”，讓我結交了數十位外國朋友，走上一條我喜歡的道路。今天我雖然已走進“八字行列”，腦筋變得遲鈍，手指已經“不靈”，但是我還經常跟吉他“談談”，但愿能夠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