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3日至10月31日，“烽火仁心——林可勝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主題展覽，在福建廈門華僑博物院展出。此展覽生動地展示了在祖國處于危難關頭，愛國華僑林可勝舍棄優越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毅然奔赴抗日前線，組織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置身抗戰救護事業，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的無私奉獻。 

林可勝祖籍福建海澄縣，1897年出生于新加坡。1919年獲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23年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其父親是新加坡著名僑領林文慶，母親是著名同盟會員黃乃裳之女黃端瓊，姨父是著名防疫專家伍連德，妻子是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張靜江的小女兒張茜英。 

林可勝被譽為“中國生命科學之父”，是蜚聲國際的生理學家，在消化生理學與痛覺生理學兩個領域都成就卓著。他是中國生理學會首任會長，兼任中華醫學會會長；他曾擔任協和醫學院執行院長（1935年至1937年），兼任生理系主任，也是協和醫學院首位華人教授。他被稱為“中國三大軍醫先進”之一（另兩位為伍連德、劉瑞恒）。作為醫學家，他歷史性地推動了中國生理科學的進步，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本文所緬懷的，是林可勝作為一名忠誠的愛國主義者，在抗戰歲月中的光輝業績和人道精神。

一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面對國難當頭之危局，有著深厚家國情懷的林可勝，為參加抗戰救護，他毅然決然地離開了高薪的協和醫院；為免除后顧之憂，他含淚將心愛的英國妻子和兒女送到新加坡父親家，獨自返回中國。

1937年底，林可勝臨危受命，克服重重困難，在漢口正式組建“專負軍事救護之機構”——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部，并出任總隊長兼總干事，開啟了其一生的抗戰救護事業。上任伊始，為適應戰局變化，他主張放棄以往在大城市設置傷兵醫院的做法，在總隊下設醫療大隊、中隊、區隊，每個戰區配屬一個醫療大隊，中隊、區隊均配置到一線作戰部隊，做到軍隊到哪里，戰場在哪里，救護隊就跟進到哪里，從而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戰時救護系統。他帶領中國救護隊出生入死戰斗在淞滬大戰時的上海灘，奔波在腥風血雨的南京保衛戰的嚴酷現場以及臺兒莊大捷時的戰地醫院?？箲鸪跗?，前線缺醫少藥，傷兵往往輕傷致重，重傷致死，造成不應有的傷殘與死亡，嚴重影響了士氣和戰斗力。自救護總隊在前線設立戰地醫院后，情況大為改觀，輕傷者醫治痊愈即重返戰場，重傷員經緊急處置后，轉往后方醫院。當年《新華日報》稱贊道：“此種醫療隊特點有四：（1）技術及醫療器械俱極優良；（2）人數少而移動方便；（3）男女分隊工作，前后方支配適當；（4）經濟而易于舉辦?！睂嵺`證明，林可勝對戰地醫療體系的改造是成功的。

林可勝除了在救護工作中作出重大貢獻外，在指導戰時防疫上也頗有建樹。1938年，長沙大火后，因衛生條件極差，大批傷病員患了皮膚病。他將大汽油桶改裝成鍋爐，在56個后方醫院設置滅虱治疥站，為傷病者洗澡、滅虱、治疥，取得極好療效，大部分傷病員痊愈。1940年，他親自到各大戰區進行實地考察，發現由于水污染問題，導致不少官兵患上傳染病和腸胃病，他馬上制定了“水與污染物管制計劃”，重在預防，從而減少了傳染病傳播。1941年11月，日軍在湖南常德發動細菌戰，造成嚴重鼠疫。他派總隊專家攜帶疫苗對市民免費治療，從管住傳染病源、流動人口入手，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1939年2月，因戰局變化，林可勝率救護總隊一路輾轉，經湖南長沙、祁陽，最后在貴陽東南郊群山環抱的圖云關安營扎寨。在此開辦了當時中國最大的醫護人員培訓基地——戰時衛生人員訓練總所，并擔任所長（少將）。訓練總所先后為軍隊培養了近2萬名基層醫療骨干；救護總隊還建起了重傷醫院、運輸隊以及醫療器械廠、汽修廠等。當時救護總隊規模之大，人才之眾，遠遠超過國內任何一所醫學院，可見，林可勝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和組織才能。救護總隊得到了海外進步團體、愛國華僑的慷慨資助，得到了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的大力支援。愛國僑領陳嘉庚于1940年率南洋華僑慰勞團回國慰問，對林可勝的專心任職及其“努力之精神”頗為贊許，并自動應承逐月由南僑總會捐助一萬元給救護總站。林可勝每年都親赴美國為救護總隊募捐，僅美國醫藥援華會收到的各界捐款，就不低于6500萬美元。

抗戰期間，救護總隊切實發揮了全國抗戰救護中心的作用。林可勝利用自己在國外的影響，為救護總隊爭取到大量國際支援，獲得充足的藥品及器械，建立了11個衛生材料庫，擁有200多輛救護車及各種輔助車輛，有效地保障了傷病員和藥品物資的輸送。規模最大時，救護總隊共有150支戰場醫療隊（包括醫療、醫護、醫防、急救、X光等）、3420名醫護人員（其中有協和醫學院數十人，醫療水平精湛，有“小協和”之美譽）。前線600余所臨時醫院、后方200余所傷兵醫院，遍布中國各大戰區。救護總隊自成立至抗戰勝利，共進行外科手術20余萬臺，骨折復位4萬人次，敷藥900萬人次，內科門診、住院248萬人次，預防接種463萬人次，醫治軍民600余萬人，對保存和恢復抗戰軍隊戰斗力作出突出貢獻。

新西蘭作家詹姆斯·貝蘭特稱贊道：“他對中國軍醫的培訓，他的戰地服務團的工作，彪炳于中國不幸的救死扶傷工作的史冊上?！?/p>

林可勝和救護總隊卓有成效的工作，徹底惹怒了日軍。日軍違反國際公約，多次慘無人道地瘋狂轟炸救護總隊駐地。美國著名作家、記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女士記述了日寇的殘暴行徑：“我天天看到從泥土污染的紅十字會救護車上卸下亂七八糟的載貨，聽司機們講敵機沿路掃射轟炸紅十字會車輛的情況。弄到后來，不得不把頂篷上的紅十字標記用泥抹掉，沒有一個傷兵愿意乘車?！?/p>

1942年，日軍占領新加坡后，把林可勝的父親、妻子和兒女全部抓進集中營，威逼利誘，并通過電臺勸降林可勝，但林可勝不為所動。殘忍的日軍氣急敗壞，惱羞成怒地將他的英國妻子、女兒相繼殺害。噩耗傳來，林可勝痛苦不堪，但他頂住巨大壓力，繼續堅守崗位。

第三次長沙會戰之后，美國《時代》周刊寫道：“在東方古老的中國對抗日本帝國的血腥戰爭中，有許多的醫生和護士走向戰場，在戰壕里為受傷官兵裹傷。請先記住兩個偉大的名字，中國的林可勝先生和加拿大人諾爾曼·白求恩先生?！?/p>

二

林可勝以其聲望為救護總隊吸引來了世界各國的30多名援華醫生來華支援抗戰，他們被林可勝混合編入救護總隊各醫療隊中，與中國同仁一道開赴前線，抗擊日本侵略者。這其中，史沫特萊功不可沒。史沫特萊是繼埃德加·斯諾之后第二個進入蘇區的美國記者。在延安，她從“不把自己當外人”，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加拿大醫生諾爾曼·白求恩與理查德·布朗、印度外科醫生柯棣華等人，正是響應她的呼吁來中國投入救護總隊工作的。

在《中國的戰歌》一書中，史沫特萊敘述了她與林可勝相識的過程。1938年1月，史沫特萊在武漢拜會南斯拉夫公共衛生專家 、國際聯盟派到中國擔任政府衛生顧問的鮑西格博士時巧遇林可勝，當得知“他不惜犧牲他的醫學研究工作和獲得諾貝爾獎金的希望，欲籌辦新的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事宜”時，史沫特萊敬佩不已，深受感染的她加盟了救護總隊部。她一面救護傷員和難民，一面報道中國抗戰，一面為紅十字會籌款募捐，一面敦促外國醫務人員前來中國，成為林可勝的得力干將。她在武漢度過了不平凡的十個月。

史沫特萊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她在美國駐華武官約瑟夫·史迪威上校、陳納德上校等的支持下，說服日內瓦紅十字會的官員，同意供應中國軍隊部分急需藥品，并說服英國新任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為救護總隊捐贈大量的醫療用品和款項。

在延安，史沫特萊與毛澤東聯名給美國總統羅斯福致函呼吁，希望美國紅十字會向八路軍派遣外科醫生。不久，一個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三人醫療組抵達漢口，領隊是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專家諾爾曼·白求恩。他們到達當天，就見到救護總隊隊長林可勝。經協商，這支醫療隊被派往晉察冀邊區實施醫護救援。經過三個月漫長跋涉，白求恩和同伴們終于到達晉察冀邊區，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白求恩成為八路軍醫院院長。到達之后，白求恩立即投入到緊張工作中，后因手術感染而犧牲。

離開延安前，史沫特萊與朱德總司令聯名寫信給印度國大黨，請他們派醫生來華，為抗日的中國軍隊服務。印度國大黨隨即派出了以著名外科醫生柯棣華為首，由5位外科醫生組成的印度援華醫療隊。醫療隊翻過帕米爾高原，經長途跋涉，來到武漢參加了救護總隊。幾經周折，他們最后輾轉到達山西八路軍部隊，在那里工作得非常出色。

1939年9月14日，日本飛機在重慶狂轟濫炸，史沫特萊見到正在瓦礫中進行救護工作的林可勝后，在《中國的戰歌》一書中描繪：“敵機對準我們飛來時，我們才找地方隱蔽。林博士一直不停地說，如果為空襲而停步，中國就會一事無成。這位個子不高的醫生，戰前是一位溫文爾雅的紳士，如今已經變得像鋼鐵一般強硬?！痹谑纺厝R林眼中，林可勝雖然“矮而瘦小”，卻是她心目中的“巨人”，是抗戰救護事業的“頂梁柱”。

1940年夏，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在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安家落戶，林可勝到重慶述職，順便看望了病中的老朋友史沫特萊。而后，史沫特萊隨林可勝去圖云關養病。在圖云關，林可勝把自己的小茅屋騰出一間，供史沫特萊養病。林可勝總是忙里偷閑來看她，關心備至，她也“把學習點滴心得向他請教”。當時，林可勝除行政事務外，一直“專心致志于寫作一套供戰地軍醫參考的醫療手冊”。史沫特萊發現，林可勝“辦公室里的燈光經常很晚很晚才熄滅”。令她欣慰的是，救護總隊“在他的領導下成長壯大，情況喜人”。9月初，史沫特萊的病情依然沒有好轉，林可勝安排汽車送她去桂林轉往香港治療。她依依不舍地與林可勝揮手告別。此次相見，史沫特萊發現，林可勝“已經錘煉成為鋼鐵式的人物”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