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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華人與黃埔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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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黃埔軍校舊址大門


黃埔軍校作為近代中國最著名的新型政治軍事學府,它首創了全新的政治軍事革命制度,培養了一大批與舊式軍閥不同的現代軍事政治人才,無論對中國近現代軍事歷史的發展,抑或對中國近代以來革命歷程的轉變,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然而,盡管如此,就黃埔軍校與華僑華人關系這一較為重要的議題,目前似尚未見到專門系統的討論。事實上,黃埔軍校最初創辦在海外華僑華人較為集中的廣東地區,同時創辦黃埔軍校的國民黨人孫中山、廖仲愷等與華僑華人間關系極為密切。因此,黃埔軍校與華僑華人之間的關系不可不謂密切。


華僑華人

與黃埔軍校的創辦

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論及華僑華人之于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意義時曾深情地表示:“華僑為革命之母”,可見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與華僑華人間的密切關系。1924 年國民黨“一大”后,孫中山著手改組國民黨,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蘇聯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孫中山以視“教育為神圣事業,人才為立國大本”,決定在廣州創辦“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建立由其親自指揮的國民革命軍。雖然黃埔軍校的建立,中國共產黨人與蘇聯顧問的幫助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但與此同時,誠如前文所言,由于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以及國民黨與海外華僑華人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故而黃埔軍校的創建,華僑華人對其無疑也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從黃埔軍校建立之初的治理結構來看,軍校的發起者與創辦人孫中山先生本人,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便一直在海外從事革命活動,他本人與眾多華僑華人關系密切,華僑華人也多參與到由他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中。辛亥革命后,正式創立黃埔軍校以前,孫中山多采取的是利用軍閥與各類地方勢力間的矛盾發動革命,以達成其“再造共和”的目標,然而,由于采取這一方法,始終無法建立自己的軍隊,革命力量始終難以掌握在革命黨人手中。每每局勢出現變動之時,軍閥部隊與地方勢力多有脫離革命,甚至聯手背叛革命之舉,以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往往功敗垂成。在總結多次革命實踐的經驗與教訓后,孫中山在蘇聯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決定以創建黃埔軍校作為建立嫡系革命軍隊的基礎。

1924 年,根據蘇聯顧問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建議,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了以蔣介石為委員長,王伯齡、李濟深、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宋榮昌、張家瑞、鄧士章等人為委員的黃埔軍?;I備委員會。其中籌備委員會中蔣介石、王伯齡、林振雄、鄧士章等人多有留學日本等國的經歷,他們與海外華僑華人頗多密切關系。同時,為進一步籌集黃埔軍校開辦所需的各項物資經費等,孫中山又任命在海外華僑華人中頗多人脈關系與社會資源的廖仲愷為大元帥大本營秘書長,以協助蔣介石等人籌劃軍校開辦事宜。

黃埔軍?;I備委員會建立后,由于當時掌握大元帥府財政大權的駐粵滇軍軍閥楊希閔對軍校建設極盡刁難,難以在孫中山與楊希閔等人之間維持平衡的蔣介石,不久即借故辭去了黃埔軍?;I備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返回奉化老家以避是非。此后,黃埔軍?;I辦之重責,遂不得不由廖仲愷承擔。

廖仲愷,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愷。出生于美國舊金山,曾就讀于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日本期間,廖仲愷與夫人何香凝在日本東京結識了孫中山。此后,廖氏夫婦二人一直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為同盟會創辦人之一。由于廖仲愷在海外華僑華人中頗多人脈關系網絡,因此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行動,多依仗廖仲愷為之在海外華人社會中籌集經費。

在籌備黃埔軍校期間,廖仲愷四處奔走、夜以繼日,對軍?;I備的各項細節都親自過問。廖仲愷的工作也得到了中國共產黨人葉劍英、鄧演達以及蘇聯顧問等的幫助和支持,學校各項籌備工作開展得較為順利。唯獨學校經費籌措一項,因楊希閔等人的從中刁難,廖仲愷一方面不得不繼續聯絡海外華僑華人同胞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又需費盡心思與楊希閔等人周旋斗爭。據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女士在其《我的回憶》一書中表示:“為了辦好黃埔軍校,仲愷不斷和當時把持廣東財政的軍閥楊希閔等作斗爭。他常常夜里要到楊希閔吸食鴉片煙的煙床邊去等楊希閔簽字,然后才能領到款來,送去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幾百學生的學費、宿費、伙食費,甚至連服裝費、書籍文具費用,都是政府供給,而這些錢就是這樣子辛苦籌來的?!笨梢?,黃埔軍?;I辦時期在經費籌集上的舉步維艱,以及廖仲愷本人的付出與艱辛。曾協助廖仲愷參與黃埔軍?;I備的葉劍英便認為:“當時真正懂得孫中山先生建軍思想的是廖仲愷先生,而不是蔣介石?!辈浑y看出,作為孫中山領導下國民黨人中,華僑華人群體代表的廖仲愷對黃埔軍校創建所作出的貢獻。

1924 年 6 月,黃埔軍校正式成立后,其治理結構中,除最高層孫中山、廖仲愷、蔣介石等人與華僑華人間關系密切外,學校又分設教授、教練、管理、軍需、軍醫、政治六部。各部之中,為數眾多的正副主任以及教官等,或與廖仲愷類似,本身即為華僑華人出生,或曾留學國外,與海外華人社會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從另一面也反映了黃埔軍校的創立,與華僑華人間密不可分的關系。


黃埔軍校

與華僑學生總隊

黃埔軍校除創立之初與華僑華人群體關系密切外,到 20 世紀 30 年代末、40 年代初,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海外華僑華人青年掀起回國從軍熱潮,大量華僑華人子弟與青年學生返回祖國,投筆從戎,報考黃埔軍校,為外御敵辱,奮斗犧牲。黃埔軍校的命運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波瀾進程中,再一次與華僑華人緊密聯系起來。

抗日戰爭爆發后,隨著戰爭沖突的日益加劇,大面積國土淪喪,中國軍隊官兵傷亡人數不斷增加,各部隊對日作戰亟需補充大量軍官與基層干部。為解決上述問題,南京被日軍占領后,1937 年前后位處南京的黃埔軍校經九江、武漢等地遷往四川成都,重建校本部,并另在未被日軍占領的地區成立了九個分校。由于此時日軍不但大規模入侵中國本土,同時也向南洋等地發起進攻,東南亞等地華僑華人也陷于危機之中。面對國仇家恨,大量華僑華人子弟及青年學生與國內同胞同仇敵愾,紛紛返回祖國,請纓投身祖國抗戰與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為解決華僑華人子弟參軍報國的問題,黃埔軍校第四分校,開始承擔起訓練華僑華人子弟與青年學生的重任。

據相關史料記錄,黃埔軍校第四分校前身為廣州分校。而廣州本身即為黃埔軍校的創辦地,加之廣東向來又為華僑華人眾多之大省,從南洋、美洲等地返回祖國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華僑華人子弟與青年學生,多投考黃埔軍校廣州分校。因此,第四分校中,干部學員為華僑華人者最多。1938 年 10 月,廣州等地淪陷后,黃埔軍校第四分校幾經輾轉,先遷往廣西宜山,此后,隨著戰事的變化,第四分校又遷往貴州三合與獨山,1940 年,第四分校在獨山縣郊外約三公里的銅鼓井建筑校舍,立足于長期經營,學校得以進入相對穩定的階段。當時的第四分校,下轄五個總隊,四個獨立大隊,官兵學員總計近兩萬人。

第四分校在獨山安定后,由于海外華僑華人子弟與青年學生掀起回國從軍報國熱潮,投考學校者踴躍,當時的國民政府為解決華僑子弟回國參軍與投考軍校的問題,一方面下令第四分?;I設華僑入伍生團,專門接收由海外回國參軍的華僑華人子弟與青年學生;另一方面,為保障海外華僑華人子弟與青年學生能夠順利回國參軍,國民黨政府又訓令駐海外各地區的僑務機構,為其提供相應的物質與精神幫助。

從 1940 年上半年開始到 1941 年年初,黃埔軍校第四分校華僑入伍生團約招收了來自泰國、緬甸、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國家地區的華僑華人子弟與青年學生1000余人。待這批華僑華人子弟與青年學生完成入伍期的訓練后,華僑入伍生團又更名為黃埔軍校第四分校華僑學生總隊。此后為保持黃埔軍校傳統延續下來的期別和番號,1941年,學校又將華僑學生總隊改稱為黃埔軍校第四分校第十七期第二十六總隊。

第四分校華僑學生總隊成立之時,恰逢第四分校遷往貴州獨山后未久,由于校舍與教學設備尚未規整,華僑華人學員入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建筑校舍與營房。由于學校所在銅鼓井周邊并無可供校舍建筑之木料,入伍僑生子弟不得不先遠至荒野高山中砍伐樹木,將原木扛回工地,又制成建材,方能夠著手進行營建工作。由于校舍營造需要專門之技術,僑生子弟多無從下手。幸賴學員中有懂得泥水工和木工者,在他們的帶領與協助下,眾人通力合作,三個月內將自己的教室、寢室、餐廳全都搭建了起來。同時,教學所需的課桌、課椅以及教具等,也由僑生子弟全部自制完成。

第四分校華僑學生總隊正式開學后,由于貴州地理條件上多為山地,土地相對貧瘠,農業生產落后于其他省份。加之抗戰爆發后,大量軍民內遷,西南各省成為大后方重地,人口巨增,貴州等地軍餉民食供不應求。第四分校地處獨山縣郊,學校軍需補給無法就地籌集,必須由學校學員自行前往它處搬運。由于當時貴州交通較為落后,運輸工具又相對缺乏,每到搬運軍需補給之日,華僑學生總隊學員總是集體步行前往,全靠人力搬運。平均每月約搬運軍需物資兩次,每次少則四五十里,多則百余里。華僑學生總隊訓練期兩年下來,幾乎所有僑生子弟都曾有“行千里路、抬千斤米”之記錄。

事實上,第四分校華僑學生總隊建立之初,各方曾一度認為華僑華人子弟與青年學生,多數家境富裕,從小嬌生慣養,回國從軍報國,不過是一時熱情,未必能夠吃苦耐勞,長期堅持。然而,第四分校華僑學生總隊學員們不怕困難犧牲,勇于苦干擔當的精神改變了很多人的看法。部分與華僑學生總隊同期的第四分校其他學員便坦誠地表示,正是華僑學生總隊學員的優越表現,才讓很多對海外華僑華人同胞有偏見者“體會到華僑同胞創業奮斗的精神有其歷史淵源”。

1942 年,黃埔軍校第四分校華僑總隊學員全部畢業。此時正值抗日戰爭最激烈階段,各部隊需要大批軍官與干部,華僑總隊學員大部分畢業后即被派往各一線部隊,奔赴前線參與對日作戰。他們為抗日戰爭的勝利與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實現了華僑華人從軍報國的宏愿,表現了華僑華人愛國愛家的赤子之情,為華僑華人群體在黃埔軍校以及波瀾壯闊的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上,書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梁瑩,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管理部主任,長年從事博物館宣教工作和黃埔軍校歷史研究。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 2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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